走进华裔作家贝拉的人道主义文学宫殿——关于记忆、正义与永恒

华裔作家贝拉近影

从上海犹太难民的生命记忆,到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的交响诗篇;从现实中的正义追问,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思考,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将历史、音乐、信仰与思想,汇入同一项漫长的文学建造。

一座文学的宫殿,可以用什么建造?

对于贝拉,答案存在于二十多年的旅途中:一位幸存者终于说出的童年故事,一封跨越战争保存下来的家书,一架钢琴背后的流亡往事,以及那些在历史远去之后,仍然需要有人倾听的声音。

“一生只为造一座人道主义的文学宫殿。”这句话,凝聚着这位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创作志向。在她的文学世界里,历史记忆、普通人的尊严、爱情与信仰彼此贯通。她试图为那些容易被时代遗忘的人,留下一个能够长久安放生命的地方。

第一重珍宝:让散落世界的上海记忆重新相认

二十多年来,贝拉持续走访散居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难民及其后代,将口述记忆、家庭往事与城市历史写成长篇小说,逐渐形成“犹太人在上海”系列长篇的十部创作计划。目前已经完成六部。

其中,三个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犹太家庭,构成了彼此呼应的上海叙事:好莱坞制片人迈克·麦德沃的家庭往事,进入《幸存者之歌》;美国前财政部长迈克尔·布卢门撒尔的上海岁月,进入《舟山路59号》;哈佛法学院教授劳伦斯·特莱布的家庭记忆,则成为《特莱布家的夜玫瑰》的重要内容。

这些人物后来的成就,为读者打开了进入历史的门;贝拉的笔却不断向他们生命的早处返回——回到尚不知道未来的孩子,回到战争中的母亲,回到一家人如何寻找住所、维持生计、等待亲人归来的日常。

由此显现的上海,也有了超越城市传奇的精神意义。在欧洲犹太人遭受迫害、逃亡者艰难寻找栖身之所的年代,这座城市成为许多人的避难地。战争中的上海自身亦承受苦难,而普通市民与流亡者之间的相处,保存了困境中人与人仍然能够彼此容纳的经验。

贝拉书写犹太文化的记忆与坚韧,也书写上海的人道主义高度:一座城市如何在自身并不富足、并不安宁的时候,为陌生人的生命留下位置。

让小说走出书本,让历史进入公共记忆

围绕这段历史,贝拉的工作延伸到雕塑、音乐会与中英双语纪录片。

据主流媒体广泛报道,她为这一系列创作与相关文化项目投入了二十多年时间,以及千万级私人资金。对她而言,这段历史需要文字保存,也需要获得能够被公众看见、听见和走近的形式。

位于上海市政协对面的《幸存者之歌》大型铜雕,重约四吨,使文学所承载的生命记忆进入城市空间。她还多次举办相关大型音乐会,制作中英双语纪录片,让上海犹太难民的故事跨越语言与媒介,抵达不同国家的观众。

据其介绍,相关活动先后面向十多个国家的驻沪总领事及国际来宾展开传播。2021年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《幸存者之歌》音乐会,美国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法国、日本五国驻沪总领事出席。

这些持续的文化实践,构成了一种以个人投入推动的人文外交。小说提供人物与情感,纪录片保存声音与见证,雕塑赋予记忆以重量,音乐则让不同语言的人能够共同停留在同一段历史面前。

贝拉付出的,因而不仅是写作时间。她将生命热情与私人资源持续投入其中,使一段可能随着亲历者离世而渐渐沉寂的往事,获得继续被讲述的机会。

第二重珍宝:让百部世界文学在音乐中重新发声

在历史采写之外,贝拉完成了另一项体量庞大的创作:《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音乐组诗》。

这一工程以交响乐、歌剧、复调、赋格与变奏等形式,重新进入世界文学经典。小说中的人物、命运与伦理冲突,在诗歌里转化为不同声部;反复出现的意象与句式,如同主题在乐章之间返回,每一次重现,都携带新的情感重量。

这项创作的难度,在于如何使音乐结构成为文学内部的组织力量。短句可以形成停顿,长句可以推动情感;一个人物的声音还未消失,另一个人物便从远处进入;爱情与死亡、个人与时代,在彼此倾听中展开。

对于贝拉而言,经典仍然参与当代人的生活。读者在《悲惨世界》中面对宽恕,在《简·爱》中辨认尊严,在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感受爱情与仇恨的冲突,也在《圣经》的故事里追问信仰、苦难与自由。

这些作品共同构成她文学宫殿中的另一座大厅:不同时代、不同语言的人物,在这里保有各自的声音,也获得彼此回应的可能。

第三重珍宝:为人工智能时代提出人文问题

历史书写与音乐诗学的长期实践,汇入贝拉提出的“音乐文学宇宙论”。

这一思想尝试从宇宙、文明、信仰与情感伦理之间的关系出发,思考文学与音乐如何保存记忆、容纳差异,并参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修复。在这一框架中,音乐给予不同声部共存的形式,文学则使抽象的苦难重新具有面孔、名字与具体生活。

它所提出的问题,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。

当生成系统能够迅速生产诗歌、小说与图像,人类需要追问的,不仅是生成速度和表达能力,也包括:作品如何理解苦难?如何呈现一个人的尊严?如何避免让创伤沦为可被重复调用的修辞?

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算力与工程师,也需要哲学家、思想家、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的持续参与。技术决定系统能够完成什么,人文思考则帮助社会判断,哪些目标值得追求,哪些生命经验需要被慎重对待。

贝拉“音乐文学宇宙论”在这一语境中的意义,首先体现为一种人文方向的提出:让记忆、共情与伦理进入关于生成的讨论。一个理论名称可以成为创作的提示与入口,而更深的价值,仍取决于其背后的作品、思想与生命经验,能否持续帮助人理解他人。

第四重珍宝:使文学保有审视不公的勇气

一座以人道主义为根基的文学宫殿,也必须容纳现实中的疼痛。

在长篇小说《万仁赞》中,贝拉将目光投向权力、程序与个人尊严之间的冲突。小说围绕一名外籍青年所有的房产被卷入他人案件展开:外籍无辜当事人的知情权与所有法律权利被忽略、法官万仁赞犯下特别重大的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,一个海外无辜的家庭如何承受后果?身处制度中的法官,又如何面对自己犯下的重大罪责?

作品由此连连追问,程序能否真正保护具体的人,权力是否愿意纠正错误,以及当不公已经发生,责任如何被辨认和承担。

在贝拉的文学构想中,对宁波司法腐败与权力失范的批判,始终与受损者的生命经验相连。她关心无辜者失去的房屋,也关心房屋里的家庭记忆;关心一份文书带来的结果,也关心它如何改变几代人对正义的信任。

这种写作,使她的人道主义获得了现实的锋芒。文学既倾听受伤的人,也审视造成伤害的行为;既保存悲悯,也要求责任。

第五重珍宝:以浪漫主义追问信仰与永恒

在《新创世纪》中,贝拉将文学带入更深的信仰追问。

这部长篇以《圣经》的精神世界为重要源泉,通过爱情、母爱、死亡与永恒,展开具有神学寓言意味的叙事。“活着被提”的想象,使人物面对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可能:如果生命能够越过死亡,人是否就此理解了爱?

贝拉将极致的浪漫主义安放在这一问题之中。她想象没有战争、没有生离死别的世界,也继续追问那个世界里的人,如何等待、如何给予、如何尊重另一个人的意志。

小说题记写道:“上帝说她是为你预备的;祂未说她必须爱你。”

这句话使信仰与自由同时进入爱情。相信相遇具有深意,并不能免除学习相爱的艰难;即使时间延伸至永恒,人仍然需要理解另一个人的选择。

信仰在这里赋予人物承受苦难与继续去爱的力量,也要求他们对自身的欲望保持诚实。浪漫主义由此获得伦理深度:爱渴望永恒,也愿意为对方保留自由。

一生的建造,以他人的生命为尺度

贯穿这些创作的,是贝拉对文学价值的一贯理解。

她将文学描述为一项不以功利为目标的生命事业。二十多年的走访、持续的私人投入,以及小说之外的音乐会、雕塑与纪录片,使这一志向具有了可以看见的行动形态。

从战争中的上海家庭,到世界文学经典中的人物;从现实中受损的普通人,到在永恒面前依然学习相爱的灵魂,她的写作不断返回同一个问题:一个人的生命,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看见与珍重?

所谓“人道主义的文学宫殿”,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逐渐成形。它的尺度,来自被记住的人、被倾听的声音,以及文学是否为人的尊严多争取了一点空间。

贝拉愿意用一生完成的,是让这些生命走进文字以后,仍然能够被后来的人听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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